廖俊旭：弘扬医圣伟大精神 战胜“新冠”瘟疫病魔

本网：医圣祠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20-01-31

龙腾南阳讯 古往今来，斗转星移，沧桑变换，无数次急性传染病席卷全球，凶残肆虑。不少种族灭绝了，一些国家凋零了，但中华民族却一次又一次的战胜了凶恶的瘟神，煅炼成东方的巨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正是祖国医学在发挥着她特有的神奇作用。在东汉未年屡起的大疫流行中诞生的一代伟人张仲景不仅创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光辉思想，撰写了旷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同时还凝聚了光照杏林的“医圣精神”，就是“爱人知人”、“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和“救贫贱之厄”。这种精神千百年来鼓舞激励着无数业医者前赴后继的同伤寒和温病大疫进行顽强的搏斗，拯救民众于危难之中。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医的医德建设和抗疫斗争仍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大疫惨烈起东汉

东汉时期，自然灾害异常频繁，地震、大水、大旱、蝗灾接连不断，大疫又紧随其后。早在东汉建国初期即有大疫的记载。《古今注》曰：“建武十三年，扬徐部大疾疫，会稽江左甚；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二十六年，郡国七大疫。”至汉桓帝以后，疫病更频。据《后汉书、五行志卷五》记载，从公元119年至217年的近百年间就暴发了十余次大疫流行，即119年会稽大疫（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125年京都大疫（安帝延光四年冬），151年京都大疫，九江、庐江大疫(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二月)，161年大疫（桓帝延熹四年正月)，171年大疫(灵帝建宁四年三月)，173年大疫(灵帝熹平一年正月)，179年大疫（灵帝光和二年春)，182年大疫(灵帝光和五年二月)，185年大疫(灵帝中平二年正月)，217年大疫（献帝建安二十二年）。以上大疫流行次数的记载，大部份属于全国性的，至于一郡、一县所发生的疫情更是不计其数。

大疫流行，民多病死。125年京都大疫之后，时任公车司马令的张衡曾于126年上书皇帝专论疫灾：“臣窃见京师为害，兼所及民，民多病死，死有灭户。人人恐惧，朝廷焦心，以为至忧。臣官在于考变禳灾，思在防救………。”疫情的异常严重，使潜心研究地震灾害的大科学家张衡也忧心如焚，及时直谏朝廷，迫切希望召开公卿会议，制定预防和医治疫病的有力措施。由于汉末朝政腐败，统治者漠视民众疾苦，加之东汉以前的医学水平尤其是临床医疗技术还不足以抗拒重大灾疫，从而使疫情持续蔓延荼毒全国，为祸空前。如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人们熟知的是孙刘联军火烧战船使曹军几乎全军覆没。其实《三国志）已经记载了这次战役的真像，事实是曹操军中大疫，吏士多死，大批患病者亦失去了战斗能力。当时威胁曹军的疾病乃是疟疾、痢疾、血吸虫病和时行瘟疾。事后，曹操在回答孙权的信中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他回到故乡谯县时还说：“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土死亡不归，家室怨旷，首姓流离。”对于东汉末年的大疫状况的记载，曹氏父子功不可没。《魏志本传》建安二十二年，曹丕给元城令吴质的一封信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耶！”徐陈应刘就是“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和刘桢。时隔不久，就在当年，“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也疫死于曹操征吴军中。还有一位阮瑀，一说也是染疫而死，这样“建安七子”除孔融被杀之外，六人就死于大疫，可见大疫伤人之多，它不仅暴发于乡村，而且流行于都市。还是建安二十二年，曹丕又与王朗书中说：“疫病多起，士人彫落。”陈思王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也说：“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复族而丧。”民众死亡之多，可以概见。曹操于建安二十三年又下令：“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

据《东汉会要》卷二十八记载，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户数是一千六百零七万余户，人口是五千万零六万多口，到三国末年的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时间过了一百年，人口却急剧下降，魏蜀吴三国合计，只有户数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户，人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即仅存十分之一。这其中固然战乱和其它天灾也占很大成份，但大疫流行应是主要原因。所以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黄河流域，在短短的建安时期化为一片大荒原。”确是“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

面对其势汹汹的大疫，祖国医学虽然暂时无能为力。但她毕竟历经沧桑，并且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黄帝内经》。在朴素辩证法的指导下，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正在孕育，她象躁动于母腹的婴儿，即将降生在多灾多难的人间。

中流击水战瘟神

地处中原的南阳，在东汉以前已有两千余年的文化史，这里的治铁、农业、水利和手工艺技术曾一度在全国领先。特别是东汉复兴始于南阳，这里成了与当时首都洛阳齐名的帝乡。从而使南阳的经济、教育和科技得到迅速发展，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现实的优越条件使南阳名人辈出，群星灿烂，特别是产生了伟大的科学家张衡，使世界为之瞩目。公元150年，张仲景诞生于南阳郡的涅阳县，他生当汉未扰攘之秋，从小就具有忧国忧民之心。在钻研儒学的同时，他无限倾慕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即“学医于同都张伯祖，尽得其传。”张伸景于汉灵帝时被举为孝廉，不久曾出任长沙太守。他能够体察民情，抑制豪强，复兴桑农。特别是在长沙大疫流行的时候，面对缺医少药，民多病死的悲惨情景和封建社会当官的不能私入民宅等清规戒律，张仲景毅然在太守府的大堂上为民诊病，从而成为千古美谈。明、清的《长沙府志》中均记载有：“张机.字仲景，长沙太守，时大疫流行，治法杂出，机著伤寒论金匮，方行于世，民赖全活”，为纪念张仲景大堂诊病的品格和业绩，后世中药房多冠以“XX堂”，如北京的“同仁堂”，上海的“广济堂”等。在张伸景任长沙太守三、四年之后，他的家乡南阳大疫暴发流行，死人尤多。他以后在所著《伤寒杂病论》序言中曾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可见那时仲景家族的丧亡亦是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在大疫如此狂暴之时，不少医者谈之色变，张仲是却舍弃即将升迁的宦途，决然辞去长沙太守，回归故里南阳，投身到与大疫搏斗的激流当中，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渊博知识和高超的医术，毫不保留地运用到为人民除疾的神圣事业上。此一壮举，光彩照人，充分体现了张仲景的高风亮节和伟大精神。

“伤寒”这个病名，在春秋战国时就已有之。在东汉时成了各种急性热性型传染病的总称，包括的范围很广。面对众多的急性传染病病人，张仲景和他的弟子杜度、卫汛等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常说行医治病就要处处坚持“爱人知人”和“救贫贱之厄”；他们出入茅棚陋舍，不计报酬，随时为病人诊疾；身处疫毒险境，不避污秽，细心观察病情变化。他不仅面对面地对病人进行细微地“望、闻、问、切”四诊，而且还发明和完善了中医的腹诊术，体检遍及全身。同时还对病人的饮食起居，大小便情况都进行了详细地观察分析。如《伤寒论》中就记述了伤寒病人不同时期，不同病情所出现的“小便不通”、“小便黄”、“小便数”、“尿血”、“大便溏”、“下利”、“下脓血”、“大便干结”、“肠有燥屎五、六枚”等。对于一些典型病人，他还亲自为其煎药喂药以探索和掌握用药规律。平时注意将药物制作，煎服方法，服药数量，时间和服药后的注意事项等都一丝不苟地嘱咐病家，以求获得最佳疗效。如“伤寒论》的第一个方子“桂枝汤”，在煎服法方面，就详尽地说明了八条注意事项；1、五味药㕮咀（用口咬细）三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服一升；2.服药片刻，再喝热粥一升余，以助药力；3、服药后，复盖衣被，微微发汗；4、不可发汗太过；5、如服一次药而汗出病愈，就应当停药不服；6、若服一次，不发汗，继进第二服，又不发汗，可缩短给药时间，半天之内把三服服；7、如汗不出，可连服二、三剂，直至病愈；8、服药间，必须忌口，并列出应忌食物十余种。此类医嘱，论中不胜枚举。这样周密的医嘱，当今临床中亦不多见。

东汉末年，频发的战争和自然灾害，使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张伸景在治病中特别体恤民众的贫苦。他在《金匮玉函经》中明确指出：“珍贵之物，非贫家野居所能立办…….”为此，他尽量使用常见和便宜药物，且组方力求药味少而精。他所留下的三百五十余首名方中，绝大多数方剂的药味不过五、六品，有的三两味，亦能治愈危重大症。伸景所创制的药方，使贫寒之家都能使用，并且药专力宏，有相当高的疗效，从而成为传之千古的“经方”。这些“经方”既充分体现了仲景精微深妙的医术，又凝聚着这位“人民医生”处处为大众着想的苦心。张仲景以自己的实践为后世树立了高尚的医德典范。为此，金元四大医学家之一的李东垣赞曰：“后之医者，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

伤寒猖獗激创新

医学，在东汉以前还是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特别是临床医学更是缺乏最基本的总结。张仲景临危受命，能够提供给他和伤寒大疫进行搏斗的武器却是极其贫乏。当时只是有“伤寒”这个病名和几卷《素问•热病篇》，而且还未出药方。仲景所遇到的困难无法想象。真是难于上青天！

面对众多渴望早愈的病人，仲景曾试行过把病证相同的患者合而治之。他就熬了大锅药汤，免费让几个村子的病人都来喝。有的喝好了，但大部分喝了无效果，有的甚至转重了，大锅汤的治法失败了。从《伤寒论》书中可以见到数十处误诊、误治而使病情恶化的病例，可见那时对伤寒病证没有正确的诊疗方法和良效方药。

东汉盛行“图谶”迷信之术，认为神灵决定一切。有了疾病先求巫师祝告神灵，大疫来时，更认为是鬼神在作祟，有时皇帝还率领百官祭告天地，祈求上天消灾免禳。在民间的一些方士更是推波助澜，他们宣扬“符水”可以免疾，以此骗取钱财，民众喝了浊水，无病者染疾，有病者更重。这些巫师、方士还和当官的串通一气，把正当的医事活动诬为触犯神灵而加以迫害。张仲景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还要时时进行两方面的作战。一方面与大疫搏斗，一方面与巫神、巫医和方土进行斗争。旗帜鲜明地宣传无神论观点，揭穿迷信害人活动。如他在《伤寒论•自序》中就严厉的批判道：“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在和唯心论的较量中，更加坚定和发展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还痛斥那些草率从事，贻误人命的庸医和追逐荣势，忘躯徇物的名利之徒。

张仲景身处逆境，历经万难。当时的荆州刺史等人也曾多次劝说他重返宦海，但都被他一一谢绝。他坚信炎黄二帝和歧伯、雷公、扁鹊等创始的医学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他必定能够战胜伤寒大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张仲景思索出两向话以指导自己的治学生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他“勤求古训”，博览了当时涅阳、邓县、南阳、襄阳、荆州等地所有能买到、寻到和借到的医书，他不仅苦读医书、农书，而且还研讨史学，哲学等著作，汲取广博的知识；他“博采众方”：到处拜师学艺，凡是听说在医学上有成就、有经验的医生，仲景就去拜为老师，虚心求教。《南阳人物志》曾记载：“张机又得阳励公之传，精于治疗。”他不但向名家学术，而且还深入民间广罗博采群众中流传的行之有效的医术和药方。张仲景当时行医的范围很广，除家乡涅阳、邓县、南阳之外，还南涉荆襄，北及许洛，从这些地方采集到丰富地知识和经验。南阳，东有桐柏山，西有伏牛山，北有熊耳山，南有汉水，盛产药物，是天然的药库。张仲景经常攀山涉水，寻找治疗伤寒的药物。《南阳人物志•古琴记》上就记载有张仲景登桐柏山采觅草药的故事。

在大疫流行之中，张仲景冶炼了炉火纯青的医术，煅造了战胜伤寒大疫的武器，他高超的医疗技术已经闻名全国。宋代《神仙通鉴》记载，汉桓帝于元嘉冬感寒疾，经十七日未愈，召张仲景调治，仲景诊为“正伤寒”，投方一剂而愈，桓帝要封张仲景为侍中，他辞而不受。

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是张仲景创新医学的坚实基础，浓厚丰富的南阳医药环境是张仲景创新医学的良好氛围，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是张仲景创新医学的知识源泉；空前猖獗的大疫流行是张仲景创新医学的催化激素。正象东汉中期全国数十次地震使南阳崛起科学伟人张衡那样，大疫流行的惨痛局面，激发了张仲景“辨证论治”的伟大发明，一部继往开来的旷世巨著《伤寒杂病论》终于横空出世，诞生在中华民族的危难之时。

《伤寒杂病论》辞简意奥，体大思精，理法方药，融会贯通。是祖国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结为一体的巨著宝典，从而历千古而不衰。其重要原因就是在这部大论中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充满着辩证法思想。在“辨证”上，他归纳了“三阴三阳”证侯群的“六经”和“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的“八纲”；在“论治”上，他制定了“汗、吐、下、温、清、补、和、消”的“八法”；在诊断方面，他丰富和发展了扁鹊的所发明的“望、闻、问、切”四诊；在方剂学上，为后代留下了253首名方；在药物学上，他成功地把二百一十四种药物使用于医疗实践，并发明创制了汤剂、丸、散、熏、浴、吹鼻、滴耳、舌下含药等十八种剂型。他在书中所记述发明的灌肠法和急救法即人工呼吸法，早于西方医学一千五百多年。与东汉基本同时代的古罗马帝国也同样遭受到大疫的侵袭，使其元气大丧，后来未能顶住外族的侵略，痛苦的倒了下去，无可奈何花落去。中华民族却顽强的站了起来，历尽苦寒花更艳。这正是《伤寒杂病论》所产生的擎天之力。

《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把祖国医学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仲景辞世后约三十年，魏太医令王叔和是曾经撰著过《脉经》的大医学家，他下功夫把在战火中散乱的《伤寒杂病论》进行了编次整理，使其得以保存流传。到唐代，《伤寒杂病论》传入日本，成为东洋医学的宝典。宋朝建立不久，新成立的校书局首先校定《伤寒论》，编校者在呈给皇帝的奏章中称：“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以求早日颁行全国。清乾隆7年(1742年)，朝廷命太医院名医吴谦为首组织人员编著《医宗金鉴》，他们将《伤寒论》、《金匮要略》合为《仲景全书》共十七卷，置于《医宗金鉴》之首，从而对指导当时医学发挥了很大作用。新中国于50年代初期即开始编著《伤寒论》、《金匮要略》教材，至今半个世纪仍有更高水平的教材出版。时至今日，百万中医(包括乡村医生)，每日都在或多或少的使用着仲景的经方为患者治病；经方进入实验室的频率越来越高；全国性的仲景学说学术交流会议经常举行，国际间的仲景学术交流活动越来越多。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魏晋至今研究仲景学说而成书的专著已超过三千家(包括国外的八百余家)；省级以上杂志发表和学术会议交流的研讨仲景学说方面的论文已超过一万五千篇；经方治疗疾病的范围正在大幅度扩展，如一个小柴胡汤已能治疗三百多种病症。以上三项充分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仲景学说在中国医学史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二是仲景学说哺育了世代名医；三是在现代医学迅速发展的今天，仲景学说仍然产生如此伟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在世界科学史上亦属罕见，确是道经千载更光辉。千百年来，张仲景无愧为被国内外的医学者尊崇为中华医圣，他的精神和学说已经成为“中医之魂”。

医圣精神育精英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翻开《中国疾病史》，其中关于疫病的记载使人惊心动魄。伤寒、瘟疫、痢疾、霍乱、麻风等在东汉以前就有记载。天花始于东晋，肺结核、梅毒见于隋唐，麻疹发于宋代；水痘、鼠疫、白喉、猩红热盛于明清。血吸虫病、乙型脑炎、出血热等更是流行于当代早期。有些传染病持续几个朝代，如霍乱在明、清、民国都有大的流行，公元1932年，霍乱流行最广，感染城市三百零六处，患病者十万零六百六十六人，死亡者达三万余人。清乾隆年间，即公元1792-1793年，鼠疫在全国流行，有一位名为师道南的文人曾写《鼠死行》诗以纪实情：“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师道南写完此诗的第三天，他自己也不幸死于鼠疫。

中华民族又是不畏强暴，特别能战斗的民族。历史上任何敌人都不能使中华民族屈服，包括天灾和疫病。回顾《中国医学史》，当大疫突发之时，历代许多业医者弘扬医圣的精神，效法先师的行动，明知大疫感染人，偏向疫区战瘟神。他们前赴后继，慷慨悲壮。张仲景之后的第一名医王叔和就是在三国末期的大疫之中把张氏学说运用到临证当中，对仲景有关辨证的理论，施治的方药进行全面的观察，从而整理编次了这部煌煌大论；晋代葛洪曾亲自诊治过多种传染病，他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就是便于后人随时查阅、使用以救急。书中除对“伤寒”、“霍乱”、“时气”、“疟疾”等传染病作了认真的记载，并备以有效治疗方药之外，同时还对狂犬病、天花、“尸注”(肺结核）等微生物所致疫病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记录；唐代的孙思邈曾经五次谢绝入朝做官的征召，坚持在民间治疗疫病，他除了自己撰著《备急千金要方》之外，还远涉十余省寻求因战乱散失的《伤寒杂病论》。直到八十多岁时才找到比较完整的抄本，随即收入自己所著的《千金翼方》中，使仲景方药在唐以后的诊疗疫病中又发挥了巨大作用；孙思邈还对张仲景的医德论述进行了深刻的发挥，后之医者皆深受孙氏《大医精诚论》的影响。北宋的董涉和南宋的陈文中常年为儿童治疗疫病，分别撰写《斑疹备急方论》和《小儿痘疹方论》流传于世；宋代庞安时总结自己和当时医者治疫病的经验，著成《伤寒总病论》，提出“五脏温毒”的辨治，对后世温病学产生了影响；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金兵攻破真州。疫病大流行，许叔微遍历疫区，看病给药，救活十之八九，最后将自己应用仲景方药的体会写成两论：《伤寒发微论》和《伤寒九十论》；1165年一1173年，郭雍谢绝了宋孝宗的数次亲自征召，熟读大论，深研伤寒，广治疫病，著书救亡。他的《伤寒补亡论》很快从洛阳传向全国；“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首在河北研治“大头瘟”，后于开封治疗疫病，撰著《内外伤辨惑论》，阐发仲景“保胃气”之旨，从补脾胃入手而固护正气，即今日的提高病人免疫能力，使许多体质虚弱的病人获得痊愈；李东垣的弟子罗天益于1257年曾在张仲景的故乡邓县行医，当时正多雨，人民多痢疾，他不避腥臭，运用《伤寒论》的葛根芩连汤，白头翁汤等治疗，愈民甚多。他在撰著《卫生宝鉴》时，还把在邓县采集到的治痢效方白术安胃散和圣饼子方等收入其中；明代祖传儿科医生万全九十七岁还在行医，是继孙思邈之后的杏林寿星，他为儿童治疗天花、麻疹七十余年，救活许多濒死的小儿，后集三世之经验著成《万氏痘疹全书》，为防治儿童主要传染病作出了重要贡献；明崇祯年间（1641年），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五六月间益甚，有至全家传染者，吴有性经过认真观察分析，认为是四时不正之气发为瘟疫。提出“瘟疫自口鼻而入，伏于募原•……”的最新观点，他在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之外又创戾气之名，确属千古一大发明，从而把对传染病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所著《瘟疫论》成为中医温病学的奠基之作；清康熙年间的叶天士，读伤寒、承家学、拜多师、勤实践，对温病的研究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指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十二个字，后来成为外感温病之纲领，所著《温证论》广为流传，使叶成为一代温病学大师。此后在“康雍乾”三世的一百多年间，大疫不断流行，不少医学家深入疫区与大疫抗争，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如薛生白著《温热条辨》，何梦瑶撰《伤寒论近言》，杨栗山著《伤寒温病条辨》，熊立品著《瘟疫传症汇编》，余霖著《疫诊一得》等温病专著，发挥解惑，各具特色；1793年京都瘟疫大行，吴鞠通在深研张仲景、叶天士学说的基础上，经过诊治大批瘟疫病人，最终确立了“三焦”辨证体系，他撰著的《温病条辨》成为中医温病学的代表之作。1801年夏季大水，陈念祖奉命视察恒山灾情，时瘟疫流行，误治者甚多，他经过诊治病人取得了经验，并在公余时采集时方108首，编为歌诀，交付医家，按方施治，多数治愈。他所著的《伤寒论浅注》、《金匹要略浅注》、《医学三字经》等大行于世；清道光年间的医家王士雄“二十年间战霍乱，两部专著盈桔泉”。1837年，江浙霍乱流行，王士雄前去救治，第二年刊行所著的《霍乱论》，时年仅31岁。同治元年即1862年上海霍乱流行，他又迁居上海研治疫病，随后又出《温热经纬》，从而奠定了王士雄一代温病学家的地位；由于不少医家与天花抗争，终于发明了“人痘接种法”，以提高易感人群的免疫能力，成为世界免疫学的先驱，此法于1688年即传到海外多国。到1851年左右清代医家邱熺又学成西方传来的种牛痘术，开始先从自己身上试验，继而施以亲属，后将其法传布全国，自此天花逐渐得到控制。新中国建立后，在同传染病的多次斗争中，中医界更是冲锋在前，运用“伤寒”和“温病”学总结合观察气候、地域和患者的不同情况，创造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葛可民经用仲景白虎汤加减治疗，疗效超过世界水平：1957年北京乙脑流行，蒲辅周用温病学说作指导，创立了“乙脑”治疗八法，疗效又达90%，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扬“高明中医，又懂辩证法”。从五十年代未到七十年代中期的近二十年间，米伯让曾经二十二次上山下乡，深入疫区治疗“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乙型脑炎”、“麻风病”和“传染性肝炎”、“流行性感冒”等传染病，给病人煎药送茶，细心观察辨证，治愈了大批病人，创造了中医中药治疗“钩体病”疗效达到99%的新纪录，撰著了《中医防治十病纪实》，给后人留下了精神道德和科学技术两方面的珍贵财富。

正当我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梦想”努力奋斗之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对国人的健康和生命带来了严重的感胁，面对突发的灾难，中医界人士和全国卫生人员一道奋战在抗击“新冠”的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们一方面迅速研究提供预防方药，一方面直接参加诊治，探索中医辨治“新冠”的临床经验。全国各地预防治疗全面中医药介入，开创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的光辉篇章。

这次疫情来势汹汹但并不可怕。当年张仲景和他之后的历代名医在与大疫的搏斗中几乎都是孤军奋战，其艰苦卓绝可想而知。而今天我们的条件和有利因素与古代医家相比有天壤之别。我们首先有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有全国人民和各行各业作为坚强后盾，有国际间的支持和援助，有自伤寒到温病学说和丰富的临床实践，有独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优势，有仲景精神和历代医家所创立的医德典范。从而鼓舞我们满怀豪情、信心百倍的抗击疫情，牢记习总书记的话：“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由于我们暂时对“新冠”的性质还认识不足。对“新冠”的规律还掌握不够，因之使正常的生活受到一些影响，但我们深信通过这次抗击“新冠”的斗争必将使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大弘扬，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大收获，全民的防疫知识大普及，中西医学术大结合，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大发扬，各行各业抗灾力量大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卫生事业大发展，全国的文明水平大提高，战胜“新冠”，制伏病毒为世界人民的健康和科技进步做出大贡献。拂去尘埃，酒遍甘霖，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中华神州：万里江山更加妖烧多娇，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南阳市张仲景研究院 廖俊旭 编辑：史乐